第二是和所有荣家人不同的下放经历。

　　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当时荣毅仁已调到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以其家庭的背景，无论是到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回上海工作，荣智健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他决定到基层去磨练一下自己的意志。

　　荣智健和这个时代的其它年轻人一样，以满腔的热情到了吉林长白山水电站实习。在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荣智健从实习技术员干起，希望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用于国家建设。但在水电站干了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荣毅仁成为红卫兵的专政对象。政治斗争的无情使荣智健也受到了牵连，他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自治州龚嘴水电站工作，进行劳动教育，荣智健回忆说，赶往四川，他连续坐了5天5夜的火车，而等待他的却是更严酷的环境。

　　“虽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大石头、背七十五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高空安装高压电缆……日常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红苕的地瓜(即山芋)。我们是知识份子接受教育，又在审查中，头一年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对于在四川的6年工作经历，荣智健说。而在荣智健背氧气瓶上山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贵为纺织部副部长的荣毅仁则正在北京的工商联大院里打扫厕所。

　　1972年，荣智健回北京，并加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华北电力系统稳定研究。唐山大地震时，他被派往参加抢救电力系统，他说：“那次死了几十万人，尸骸遍野，比原子战争还厉害，中国人命真苦，多灾多难。” (海归论

　　多年以后，荣智健并没有可以抹杀这段回忆，他回忆认为，他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和他所看到的现实，培养了他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性格。

　　第三是只身前往香港发展。

　　1972年，回到北京的荣智健已经40岁了。这一年，在中国最大的事情是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布，并且在联合国恢复了席位。

　　8年的在外的荣智健相对平静地进入了机电部电子研究所工作。

　　1978年，转机出现了。这一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荣毅仁被委任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伴随着父亲命运的转机，当年6月，时年已36岁的荣智健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来到香港，得以与在香港的荣氏后人会合。

　　他的堂兄即荣宗敬的后人荣智谦和荣智鑫早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到香港定居，荣智健到来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办一个电子厂。看到这个阔别多年的兄弟，荣智谦和荣智鑫邀请他一起来做这个厂。

　　荣智谦和荣智鑫已经在港多年，已经积累的一定的财富，而只身前来的荣智健身无分文，如何办？

　　荣智健不得不向父亲求助。荣毅仁父亲在当地的一些纱厂均占有一定的原始股份，而且在解放后，这些股份荣家一直没有动过，荣毅仁让儿子与这些纱厂股东联系，这些原始的股份——大约100万港币——成为了荣智健的创业资金。

　　荣智健加入他们的行列，三兄弟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电子厂建立起来了，厂名叫爱卡，英文名ELCAP。

　　最初，爱卡电子主要生产一些电容器、电子表和电子玩具，依靠荣智健多年对大陆市场的熟悉和拥有的关系，爱卡生产的这些产品主要销往大陆，由于当时极少见到这些产品，销售形式非常好。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荣智健判断电子产品的未来市场容量和利润均比较小，决定转向。爱卡开始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取存储器。这一系列针对美国市场的产品的推出立即获得了大量的订单。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工厂面临扩产，荣智健提出不分红，并把获得的利润继续投到工厂，另外再追加总资本的1/3，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总资本投入几乎占据了总股本的2/3。

　　在荣智健的精心经营下，爱卡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在欧美的同类生产厂家中都小有名气。在局面非常好的情况下，荣智健却看到了危机，他认为香港市场本身的资源无法支撑电子产业，特别是电脑产业的发展，他决定出卖爱卡，进行套现。

　　爱卡要出售的消息吸引了大量欧美厂商的到来，最终，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获得了爱卡电子厂，约有2/3股份的荣智健独得750万美元，与当年投入的100万港币相比，获利近56倍。

　　差不多用了3年时间，40岁的荣智健就在香港找到了振兴荣氏家族的第一笔资金。